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谈近期北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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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亚生看G2
作者：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中国独特的“行政城市化”
城市化，指的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意味着乡土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向城市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古今中外，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大多是自发的、由经济因素所驱动的。在城市中务工，收入相对高，但是生活成本也高。如果经济利益低于农民的期待，那么他们就不愿意留在城市中，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减弱。反之，如果农民认为留在城市会使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其他福祉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就愿意成为城市居民，拥抱城市意识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城市化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从经济学来讲，大部分理论或实证，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提高消费的。一般来讲，城市化越发达，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另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服务业比较发达。而且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因为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
但是，在中国的表现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北京今日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一个典型缩影。
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发生在2000年之后，城市化把约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使得他们获得了比留在家乡高2-3倍的收入，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市场作用不明显，而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一一“行政（政治）城市化”，以强调政治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行政城市化有一个特征。 它可以很快促进城市化，但它同时也会很快去城市化。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两方面的案例都有。 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就是行政城市化被用来去城市化的例子。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扭曲了城市化
中国的“行政城市化”有多种表现：首先，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没有任何社会权利的庞大劳工队伍。这样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户籍壁垒的存在硬生生地将他们排除在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权利和福利体系之外。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城市公共投入和实际城市常住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因为按当前规定，城市公共投入总量，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这才是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争夺有限公共资源的焦点所在，可以说，户籍制度设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格局，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2009年，黄亚生教授深入东莞下潡村田野调查与外来工合影
广东再出发——珠三角外来工收入支出结构调研
其次，土地国有制为政府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直接操纵和影响城市化进程。从2000年起，各级地方政府被授予土地征用权：它们可以“城市发展”的目的，征用农村土地。这就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涉，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除了通过以上两种政治设置（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制）影响城市化，中国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经济政策，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影响着农民向城市流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抑制性政策，导致了农村的整体凋敝。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农村财政支出、打压农村非正式金融、压制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失去了在家乡谋生的机会。在抑制农村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城市发展，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高楼大厦，为引进外资设立各种优惠条件。这些政策逐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反差最终逼迫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是中国的一大社会现象
图片来源：悟空问答
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除了掣肘消费外，户籍制度对中国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层面，在于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家庭和代际撕裂。
心腹之患：中国城乡的代际撕裂
2009年，我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联合进行了“广东再出发——珠三角外来工收入支出调研”，调研建立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五个城市的600份问卷的基础上，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让大量的农民工群体有强烈的谨慎性储蓄需求。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在中国各个群体里储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为储蓄。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就是回老家建房是第二位。回老家建房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农民工根本就没有期望留在城市里，过客心理会严重抑制他的消费。
从这一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1/3消费支出用在子女教育上，这可能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花的差不多。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是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要平台
图片来源：中国社科院
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就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由于城市公共教育不接纳外来人口子女，留守儿童要接受教育必须回到乡村，而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侵犯，难以获得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难以获得及时的心理支持。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容易呈现犯罪倾向，遑论个人前途、成就。
近40年来，中国经济为何能高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同其他几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质量比较高。如果放任留守儿童问题继续侵蚀中国赖以崛起的人口质量，无疑会对下一个10年、2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而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生硬的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
可见，行政城市化实际上大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城市化必须尊重穷人的自主权
为什么过去会有成千上万的“北漂”外来务工者愿意“滞留”京城？
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文章就解释说，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虽然住在城市里会面临高额的物价，但是公共产品的发达让穷人会愿意住在城里。这是城市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必须强调的是，选择群租的人不需要其他人替他们思考和决策，他们其实很聪明。他们竭尽全力留在城市，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城市能为他们的个人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能为城市作出贡献，才能承担起留下来的经济成本。
很多时候，群租是“北漂”们的无奈之举
图片来源：新浪
要知道，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留在城市创业。在创业初期他们基本是没有收入的。这时候，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群租的方式留在城市，说不定一群人里就有一个人创造了中国的谷歌、中国的Airbnb（爱彼迎）。城市，放大了人才之间交流、联结、思维激荡的机会，从而也就放大了创造价值的机会。这就是城市存在的意义，也是城市经济学的精华之所在。
在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收入有限的公立学校老师只能通过群租来解决房租昂贵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允许他们群租，他们就很难留在旧金山。如此一来，谁来给学生上课呢？如何维持公立学校的运转呢？
位置处在硅谷腹地，旧金山地区的租金是全美最高的
图片来源：路路行
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城市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大量的外来务工者农民既有效率而且劳动力低廉，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他们的来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北京这次的清理，也让大家意识到北京发达的互联网服务真正的支撑在哪里，大批外来流动人口的迁移让“北京的快递和外卖都慢了”（虎嗅网文）。
即使挤在群租房中的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他们还是能够拉动消费和服务业增长。收入再低的人，一年到头还是免不了到餐厅消费。而餐饮业的维持，靠的就是足够的人流。也是庞大的流动人口，支撑起了北京发达的餐饮和外卖产业，这对城市经济活力来说，本身是有益的。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人的理性判断、权衡利弊的能力有信心，更要允许人犯错。第一代流动人口很可能会犯一些错，犯了错才能获得相关的信息和经验，进而调节自身的期待和选择。公司也是这样，初期的产品不见得合适，不见得富有竞争力。但是，还是要投放到市场上。唯有如此，才能收集到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然后据此改进、优化产品。
不可否认，城市病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要运用科学的人口管理策略，有条理地管理人口迁移问题，就不会导致人口无序流动，相反还能利用外来移民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多思考是否有该考虑的问题没有考虑到位，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而不是一刀切的清理，这才是真正符合经济城市化内在逻辑的做法。
世界上很多发达城市人口管理的经验都可以为中国城市人口管理提供指引方向
图片来源：搜狐
刚性清理，城市病的割肉疗疮
毋庸置疑，不断暴增的北京人口，确实给城市带来很多隐患和麻烦。“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伴生品，真正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这是“管理病”；而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
2017年11月19日，北京大兴区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城市管理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图片来源：RFA
其实，中国的大都市，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口密度远不如新加坡、东京及中国香港地区，但是，这些城市都是井井有条的。中国还有些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但是环境、消防，交通等却是表现不佳。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越有秩序、越有智慧、越有节能环保意识，公共交通也越发达。不先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却过度强调人口流动问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
亚生看创业：
《教育之基础是通识教育 其使命是塑造完整的人》
我一直比较关注创新模式，曾和几位学者合作，写过《MIT的创新课》《创新的创新》两本书。最近几年，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开始搞创业教育，跟MIT、斯坦福学，不少高校的商学院开设了很多的创业方面的课程。
但是中国的高校与MIT、斯坦福和这些学校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MIT和斯坦福的教育是一种通识、人文主义的自由教育模式，这个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去学会质疑，去锻炼自主思维的习惯。 MIT和斯坦福是在这个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学校提供一些非常具体的针对有兴趣创业学生的课，比如有关创业法律方面的课，人事管理和团队管理方面的课。也就是说，创业教育的前提是通识教育。
一、创业教育的前提是通识教育
创业教育是对通识教育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取代了通识教育，但如果一个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封闭的，它不鼓励学生自由思考，不鼓励学生质疑和对权威挑战， 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这些创业课能有多大的贡献，我觉得是它们的贡献有限的。
如果只看到了局部而忽略了全局，可能会认为MIT这些课国内大学也都有了，斯坦福那些课我们这都有。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创业教育在一个通识教育模式下是一门技术课程，但它本身不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创业者的供给量。我认为增加整个社会创业者的供给量是通识教育而不是创业教育。我们中国第一需要的是通识教育，第二才是创业教育。
具体而言，通识教育能带给创业者的关键能力，包括系统性思维、团队领导力与决策能力。
培养系统性思维是创业教育的关键
国内做的创业教育，开设的课程有创业金融、团队建设、法律等等。实际上创业教育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于这种特别具体的技能方面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一种全面的人才，这种人才不是受学科和局部经验限制，而是拥有一个所谓的整体思维或者说是系统思维。
其实，创业教育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毕业以后这个人的工作就是CEO。但是我们中国的现在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比较适合一个公司部门工作人员。对于一个受雇佣者，社会是需要你更专业化的，你要掌握一个方面技能，你要专能而不需要全能。你得工作10年15年20年才积累下各个部门的经验、各个部门和领域的知识。但是创业教育的目标要求一个学生毕业后第一天就是CEO，他必须是一个全才，既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有那方面的知识，因此必须具备系统性的思维，也许并非在某个领域研究得很深，而是在各个领域都有知识积累。懂金融，懂市场营销类，懂一定的技术，甚至是宏观政策方面的，他也得了解和能够融会贯通。这对一个CEO来讲是一个必要具备的素质。
创业者必须学会构建与管理团队的能力
创业培训和创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有团队管理能力。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是一个普通职员的话，他是被管的。我们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整体上对专业化的要求非常高，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习、考试、取得良好的成绩不需要你掌握任何的管理知识，因为毕业以后，你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受管理，而不是提供管理，你是管理的需求者，而不是提供者。而创业的话，第一天你就需要进行管理，你就是CEO。我们现存教育制度与创业是不匹配的，因为过度专业性的人才通常是被管理的，而不是去管理别人。
创业者必须具备决策能力
第三个方面与第二方面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不是百分之百重叠。创业教育要培养出决策者，他要做决定，而且创业的时候人会往不同的方向尝试，有尝试就难免犯错，当你错了的时候，不会有一个老师站在你旁边给你纠错。 从现有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人，也许只有在毕业以后，从做科研到做部门经理，才逐渐学到这种能力。但创业教育不一样，第一天就要求你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但在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叫决策能力。这种能力是否可以被在教室里面传授是可以讨论的。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学生做大量的课堂以外的活动和项目。我认为这些活动和项目是培养学生决策能力最重要的途径。
由此可见，在创业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中，最关键的是通识教育带来的领导力，团队合作与组织能力，对各专业知识的融汇贯通与灵活应用能力，而这些与专业化教育对人进行的工具化塑造是不兼容的。
二、创业教育与现有专业教育不兼容
当前，我们应该对现有的专业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反思，创业教育不应该是加强现有教育体系的专业性，可以说，真格的创业教育和现有教育制度之间是完全不同，不能相融的。
具体而言:
专业教育不鼓励系统性人才，而只培养专业人才
中国教育非常强调专业培养。18岁考大学选择专业以及之后换专业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学生按本专业学习，基本上选的那些课全是跟你专业有关系的，这与要求创业者应具备庞杂的知识面恰恰是不兼容的。
不少年轻人认为高考后就选专业没有什么不好的，他们接受这种状况，而且有相当多的人完全接受别人（比如父母）给他们做的选择。这在我看来恰恰是最可怕的。如果你做了一个决策，然后根本不去改变这个决策，那你是个创业人才吗？如果你在心态上从来就接受别人给你做的安排，那你还是个创业人才吗？
专业教育缺乏“团队管理”训练
在大学，你可能有学习伙伴，有在一起玩的伙伴，但这都不是真正的“管理团队”的概念。这些团体里并没有分工，那种团队不符合我们管理的世界所理解的团队概念。在管理中，特别是当今世界是平的这种管理环境里面，我作为一个管理者可能不具备发号施令的能力，我必须要去说服你、这就涉及锻炼人的口才和说服能力等等。在一般的大学里，我们是没有很多这种学习思辨和辩论的机会的。当我在MIT看到学生自发建立“共和党俱乐部”和“民主党俱乐部”我认为这些活动就在无形的为社会培养创业人才。
专业教育缺乏决策能力的培养
在一个只注意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里面，学生所经历过的决策无非就是选这门课不选那门课，他的决策空间很有限，但这类的决策对于培养创业人才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
对于创业来讲，最关键的应该是，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完备的信息的情况下做决策，这是最难的。在大学里，你选这门课还是那门口课程介绍上都写的清清楚楚，你在信息充分提供的条件下做决策，这种类型决策对于创业者来讲实际上不是特别有意义。
更进一步讲，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最缺乏的是对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对此我深有体会，有些来自中国的研究助手，一碰到什么问题，他不自己去找答案，就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说，如果我都知道这些答案了我干嘛要找你。正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东西，所以希望你给我提。现有的教育体制就是完全不培养人自己去探索，自己去问问题，自己去找到答案的能力。
三、创业教育的根本在于塑造全面发展的人
所以我说的这些，最终的意思是，创新培养和创业型教育绝对不是仅仅增加一些创业金融知识（技术型知识），不是这种技术上的改变。而是对人的塑造。认知的塑造（mindset），然后整个人才的全面性和专业性的一种改变。
对人的塑造，重在认知（mindset）而不是知识
我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的创业教育就是开创业课等等，这些是非常局部的。有一种说法， 说过去商学院教育，教的大多数是大公司管理，现在所谓说的创业教育就是说是教小型公司的管理。 我认为这是对创业教育的一个根本的误解。我觉得这完全没有说到创业的精髓。创业教育不是一个公司大小的问题，而是一个对人的认知教育的问题和培养全面人才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对专业教育的最大的批判，但过去都是局部地讲，我觉得现在是把这个跟教育，就跟创业教育，这个题目要连在一起讲。
创业教育的使命，是要让人认知自我
创业确实不能像教数学那样传授，今天教你一加一明天教你二加二，创业教育绝对不是这样。创业教育要使学生习惯世界上有很多偶然的，突发的，和不可预见的因素，但是课堂教学恰恰要去去除这种偶然因素。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就是要尽量打破学科的界限，要鼓励学生多做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和活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学到了他们自己，他们认知了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多少大学能够培养出的学生在四年后毕业说 “我认识了我自己”。他可以把化学学得好，懂很多化学知识很多生物学知识，但他自己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在MIT创业教育是在通识教育大的框架下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我经常和别人讲这个道理，一个成功的创业型的教育体制不见得非得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创业者。不见得所有的人都适合创业，如果有一半的人因为经历过创业的课程，觉得自己绝对不是创业的人才，那你也取得成功了。这给社会和投资者都避免了一些损失。比如作为投资者，你有时候会看不清楚，你可能去投一家企业而那家企业的CEO本来不适宜做CEO，但是我投资给你，不成功，这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浪费，因为最后你做不出产品。
我们设计创业课的目的不应该是把学生都培养成创业者。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选创业课对自己增加了认知。如果你认知你自己认为你不是一个创业者，这也是创业教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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